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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与禁:龙舟竞渡小史 返回列表

凉生网络2023-06-22 19:49:48编辑发布,已经有个小可爱看过这篇文章啦

端午将至,划龙舟等传统民俗活动又逐渐火热起来,烘托着节日的气氛,勾动着人们的情绪。然而,鉴于民间划龙舟活动存在摊派、低俗、迷信、无序等现象,一些地方政府颁布了针对民间划龙舟活动的禁令,由此引发了坊间的一番争论。

龙舟为何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?历史上官方对划龙舟又是何种态度?让我们走进历史,一探究竟。

龙舟,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。

龙舟竞渡的由来和嬗变

龙舟古称竞渡,关于其起源,南北朝时梁宗懔所撰《荆楚岁时记》提到三种说法:其一,“五月五日竞渡,俗为屈原投汨罗日,伤其死所,故命舟楫以拯之”,即为了纪念屈原;其二,据《曹娥碑》“五月五日,时迎伍君。逆涛而上,为水所淹”之文,推断划龙舟乃“东吴之俗,事在子胥”,即为了纪念伍子胥;其三,《越地传》云“起于越王勾践”,是说划龙舟与越王勾践有关,其事则不详。对第三种说法,宋人陈元靓补充到:“盖断发文身之俗,习水而好战者也。”(《岁时广记》卷21)

以上三种说法所对应的年代以伍子胥为最早,勾践仅次之,屈原稍晚。到底哪一种方为正解?今天已经很难说得清楚。可以肯定的是,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,位于华夏大地南方的一些水系发达的地区就产生了龙舟竞渡活动,联系到古越人“水行而山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”(《越绝书》卷8)的生活习俗,这似乎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了。1976年出土于宁波云龙镇的一件青铜钺,清晰刻有四人持桨划舟的形象,据专家考证,该青铜钺应该是战国时代的器物。当然,划龙舟的真正起源可能更早,可能与华夏先民的鬼神祭祀有关,也可能受到了早期水军攻战的影响。

隋唐时代,划龙舟的风俗愈加兴盛。隋代的荆州地区“习以相传,为竞渡之戏,其迅楫齐驰,棹歌乱响,喧振水陆,观者如云,诸郡率然,而南郡、 襄阳尤甚。”(《隋书》卷31)《新唐书·杜亚传》记杜亚为淮西节度使,“方春,南民为竞渡戏,亚欲轻驶,乃髹船底,使篙人衣油彩衣,没水不濡,观沼华邃,费皆千万。”过度奢侈虽招致时人诟病,然而也算是官民同乐了。当时文人留下不少描写龙舟竞渡的诗歌,大诗人刘禹锡和李商隐各有《竞渡歌》和《竞渡诗》传世(《竞渡歌》有说作者是张建封或薛逢)。当然,最出名的还要数卢肇的《观竞渡》一诗:

石溪久住思端午,馆驿楼前看发机。

鼙鼓动时雷隐隐,兽头凌处雪微微。

冲波突出人齐譀,跃浪争先鸟退飞。

向道是龙刚不信,果然夺得锦标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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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,卢肇这首诗是有激而发,因为未达时受到了郡守的慢待,待到中了状元,遂借物抒情,也算是扬眉吐气了。(张岱《夜航船》卷6)从这首《观竞渡》诗,我们不仅可以想象当时龙舟竞渡时激烈热闹的场面,而且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划龙舟活动已经不纯粹是娱乐和休闲,其竞技的色彩已很浓厚,人们参赛都志在夺得锦标。

唐后之世,民间对划龙舟运动的热情不减,而且经常得到官方的鼓励。如南唐嗣主李璟时,“许诸郡民划竞渡船,每至端午,官给彩,俾两两较其殿最,胜者加以银碗,谓之打标,皆籍其名。”(龙衮《江南野史》卷3)又《武林旧事》卷3记南宋淳熙年间西湖游幸事:“龙舟十余,彩旗叠鼓,交午曼衍,粲如织锦。内有曾经宣唤者,则锦衣花帽,以自别于众。京尹为立赏格,竞渡争标。”“打标”、“争标”都显示出划龙舟的竞技属性,黄裳的《减字木兰花·竞渡》更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点:

红旗高举,飞出深深杨柳渚。

鼓击春雷,直破烟波远远回。

欢声震地,惊退万人争战气。

金碧楼西,衔得锦标第一归。

迨至明清两代,划龙舟的社会影响力似乎得到了进一步扩大。明代大学者陈献章有《观竞渡》诗:“快意深时恨亦深,干戈何处不相寻?谁将五月龙舟水,尽洗中原虎斗心。”陈白沙是广东新会人,可见粤地的竞渡之风也很盛。万历年间的四川按察使朱孟震自述在成都日,“余尝以重午登南城楼,观竞渡戏,两岸男女,匝水而居,望之如沙城焉。”(《浣水续谈》)乾嘉时大才子洪亮吉回忆儿时家乡武进的竞渡盛况:“里中竞渡,以丁丑、戊寅间为最胜。以余所忆龙舟,城内有五色龙,东门有大小青龙,西门有金龙、白龙,北门有乌龙,共六龙,而秋千船等尚不在内。”(《外家纪闻》)曾为曾国藩幕僚、家住常熟的赵烈文在同治八年(1869)三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到:“邑人竞渡,一岁数次,以今日为盛。天放楼北窗可眺水滨,龙舟回旋于其内,同家人聚观,游女杂沓,容肤相映,衫钗成队。吾里承平时不能过也。”(《能静居日记》)这一时期,划龙舟运动覆盖地域更广,且举行时间不限于端午。

千百年来,龙舟竞渡不仅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欢迎,而且得到上流社会的青睐,甚至成为皇家娱乐的一种形式。如在唐朝,景龙四年(710)四月六日,中宗皇帝“幸兴庆池,观竞渡之戏”;元和十五年(820)九月辛丑,穆宗“大合乐于鱼藻宫,观竞渡”;光化元年(898)六月己亥,昭宗“幸西溪观竞渡。”唐朝皇帝中最热衷于观竞渡的当首推唐敬宗,据唐书本纪,敬宗曾屡幸鱼藻宫观竞渡,又命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,“运材于京师造之,计用转运半年之费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十九》),以致留下“游戏无度”的讥评。清乾隆年间,每逢端午,皇帝都要陪同皇太后到圆明园观龙舟,皇帝率王公大臣在西岸“望瀛洲”亭观阅,皇太后及后妃内眷则在蓬岛、瑶台欣赏。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道光初年。(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卷14)

龙舟竞渡的官方立场

在历史上,龙舟竞渡不仅仅是愉悦身心和装点盛世那么简单,还具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功能。《梦溪笔谈》卷11载:“吴人喜竞渡,好为佛事,希文乃纵民竞渡,太守日出宴于湖上,自春至夏,居民空巷出游。”这说的是范仲淹担任杭州知州时的事,通过放任和鼓励民间的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刺激消费,以此拉动经济的增长,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北宋真宗时,雄州的守臣李允则“召界河战棹为竞渡,纵北人游观,潜寓水战。”(《宋史》卷324)反映出划龙舟运动寓战于戏的功能。

当然,划龙舟的军事意义尚不止于此。清朝咸、同年间,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中国。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武装为了对抗太平军,从龙舟竞渡中找到了灵感。《湘军记》卷20记载:“仿端午竞渡船,短桡长桨,如蚿足鸟翼,逆水斗风不能阻。”由此,湘军水师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,咸丰八年(1858)端午节,清军将领遮克敦布“选劲勇,托为龙舟竞渡,出贼不意,破吉安贼白鹭洲土城。”(李滨《中兴别记》卷39)显示出官军方面对兵法的灵活运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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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徽宗崇宁年间龙舟竞渡的情景

龙舟竞渡尽管有着上述诸多好处,可是历朝历代却多有禁止竞渡的法令和措施。宋太祖就曾多次下诏禁民间竞渡,如乾德元年(963)夏四月“戊子,禁湖南竞渡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)乾德五年(967)夏四月戊子,“禁民赛神、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,吏谨捕之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8)开宝五年(972)九月庚午,“禁西川民敛钱结社及竞渡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3)真宗咸平四年(1001)七月乙酉,“申命诸州禁竞渡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9)朱熹的后学黄震知抚州时,“禁竞渡船,焚千三百余艘,用其丁铁创军营五百间。”(《宋史》卷438)明朝的大戏曲家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时,也曾禁民竞渡,并作《午日处州禁竞渡》诗:“独写菖蒲卓竹叶杯,蓬城芳草踏初回。情知不向瓯江死,舟楫何劳吊屈来。”

可以肯定的是,古代官府针对竞渡的禁令绝不仅是说说而已,经常辅以雷厉风行的行政和司法手段。南宋理宗淳祐(1241-1252)年间,江西铅山县发生了一起竞渡溺死案,汭口镇赤白两舟相斗,激斗中,赤龙舟倾覆致十三人溺死。江东提刑蔡杭在判词中开篇即写到:

“竞渡一节,法有明禁,造意者徒一年,随从减一等,此其条亦不轻矣。”(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14)

据此,他对参与竞渡的两伙乡民依情节轻重一一论刑,首谋之人被判处徒一年,折为脊杖十二(据《宋刑统》折杖法,“十二”疑为“十三”之误)、编管五百里,下手伤人的主犯被决脊杖二十,刺配三千里岭南恶州军,拘锁土牢。除此之外,他还不忘对负有基层治安责任的汭口监镇官给与责罚。

古代官府因何禁止民间划龙舟呢?元稹《竞舟》一诗应该能够给我们提供答案:

楚俗不爱力,费力为竞舟。买舟俟一竞,竞敛贫者赇。

年年四五月,茧实麦小秋。积水堰堤坏,拔秧蒲稗稠。

此时集丁壮,习竞南亩头。朝饮村社酒,暮椎邻舍牛。

祭船如祭祖,习竞如习仇。连延数十日,作业不复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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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侯择良吉,会客陈膳羞。画鹢四来合,大竞长江流。

建标明取舍,胜负死生求。一时欢呼罢,三月农事休。

岳阳贤刺史,念此为俗疣。习俗难尽去,聊用去其尤。

百船不留一,一竞不滞留。自为里中献,我亦不寓游。

吾闻管仲教,沐树惩堕游。节此淫竞俗,得为良政不。

我来歌此事,非独歌此州。此事数州有,亦欲闻数州。

可见,官府之要取缔竞渡,为的是竞渡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46云:“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,楚风最尚,废业耗民,莫甚于此。”也是从保护农业生产的角度立论。五代时,萧结任祁阳令,太守下公文催取端午竞渡龙舟,萧结在州符(公文文书)上批道:“秧开五叶,蚕长三眠,人皆忙迫,划甚闲船。”其保护农业生产的意图至为明显。

当然,在“贤刺史”的眼中,划龙舟不仅使得百姓耽于游乐,客观上还鼓励民众好勇斗狠,实非良俗。这一顾虑并非多余,历代由竞渡引起的械斗死伤并不乏见,至晚清民国犹然。民国三年六月廿六日(农历闰五月初四日),家住瑞安汀川里(今汀田)的士绅张棡在日记中记到:

赴莘塍河看龙舟。是日龙舟竞渡者不下数十只,而上码龙舟与直洛龙舟以竞渡械斗,致上码龙舟覆舟,人纷纷落水,各龙舟以酿祸俱划归。继闻人说,上码约丧失三人,余均遇救得生。而上码人忿图报复,合村摇旗擂鼓,各执棒刀,蜂至直洛捣抢,恐此后破家者又不知凡几也。

正因如此,历代针对竞渡才要三令五申,一直延续到晚近。“闻塘河竞渡颇多禁,如不禁,将来倘有风潮,我不知为民上者何以善其后也。”(《张棡日记》民国三年五月初三)“端午期近,各处愚民又有龙舟之举,于是开殿门、擂大鼓者,时有所闻。惟此俗相传既久,然而舟划必斗,舟斗必争,争则互殴,落水纷纷,易至酿命,而以讼破家者累累矣,可为伤心惨目,故历来官长皆禁之。本年警察官奉知事命下乡巡禁,倡划者始稍敛迹,然不雷厉风行,必至故态复萌也。”[《张棡日记》五月十七日(农历四月廿三)]看来,瑞安的龙舟尚斗之风由来已久,而龙舟禁令也不是今日才有的。

综上,划龙舟在我国是一项历史悠久、底蕴丰富、群众基础深厚的民俗体育运动,历史上虽屡遭禁止,仍顽强延续、生生不息。这一事实似乎表明,对待民间龙舟活动的正确官方立场应该是以放为主,辅以适当引导,毕竟,“龙舟竞渡积习已千余年,若非竞争酿衅,亦一种升平乐事。”(《张棡日记》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二日)最后,以晚清诗人饶石顽的一首诗作结,送给对民间龙舟活动心怀顾虑的各方人士:

古木苍藤尚俨然,屈累遗憾满湘川。

祁阳令长浑多事,欲禁端阳竞渡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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